EP71《訪談新加坡職場基督徒網絡創辦人廖泉添弟兄》
「工廠」即「工場」
董：今天邀請到來自新加坡的廖泉添弟兄。他是一位企業家，認真的探索如何回應上帝在職場給我們的使命。他將分享過去二十年的心得經歷，如何在破碎和真實有苦難的世界中，透過「工作」參與上帝使他與萬有和好的工作。第一次知道你的名字是閱讀洛桑職場事工（workplace ministry）的文章。請簡單的自我介紹，以及如何投入職場事工？
廖：在北美讀書時，我開始在校園團契接受裝備。1990年參加Urbana Conference，最後一天呼召時，問到是否願意委身做傳道人、牧師或職場事工。因為當時要回新加坡服兵役，當下不可能委身任何事，所以就選擇職場事工，即便那時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我開始工作之後，在一間40-50人的教會聚會，星期五、六和日的時間，都給了教會。當時工作和教會之間一直有張力，教會要我回去幫忙，但是工作剛起步的時，也有很多東西要學。兩年之後，我在另一間公司當業務經理，第一天開車到廠房時，神跟我說：「這就是你的宣教工場。」在那裡有一千五百多個工人，來自十五個不同的國家。於是我跟兩位同事在公司開始禱告小組，每個星期三查經和禱告，兩年內增加到十三人。四年後，仍然感到工作和教會之間有張力。教會講很多的道理，但很少說工作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心態覺得，我好像是神國度裡的二等公民，因為被推崇的都是牧師或傳道人，我工作的意義是什麼呢？心態開始不平衡。第三份工作在加拿大魁北克，因為工作步伐比較慢，也可以準時上下班，就有時間回想過去四年，在新加坡工作的情況及對神學的認識。讀聖經時，看到很多關於工作的經文，但在應用時又有隔閡。要怎麼去做神的僕人？心理很掙扎也沒有找到任何的教導。
廖：這樣的困惑持續，直到遇到美國IVCF的副總裁Pete Hammond，他在七十年代就開始推動職場事工（職場事工的三個元老就是Paul Stevens，Robert Banks，Pete Hammond）。在新加坡時碰到他時，介紹我看Paul Stevens 的《The Other Six Days》。看完之後得到啟發：職場工作的年輕人，在找尋生命目標時，不一定要成為牧者或宣教士，一樣可以在職場上為神做光做鹽。
董：遇到這樣的翻轉後，接著發生什麼？
廖：回到新加坡後，找到以前教會的牧師，我說：我想開始一個新的職場事工，但我沒有受過神學訓練，很多時候聖經看不懂，你可不可以陪伴我走這趟旅程，做我的導師？之後一年，每個月花時間討論解經。這個過程結束後，他說：你的詮釋沒有錯，只是在過去我牧養的兩、三百人中，不會有人用這樣的方式來讀這段經文。這讓我知道我走的是對的路，決定開始職場事工，並且我感到這個事工需要有問責制，避免一個人在這條路上走歪。我就回到新加坡畢業生團契，和長執及教牧一起在畢業生團契開始職場事工，同時我也在職場繼續工作。
董：這是從哪一年開始？
廖：2001年10月31號，就是改教運動日。因為改教運動裡面有兩個方向：第一個是，把神的話語交還於神的子民；第二是，把神的工作交還於神的子民。聖職工作不在局限於某些群體，而是信徒皆祭司的概念。
董：你在2001年開始職場事工。2004年洛桑福音運動，你也開始參與當中的職場事工。回顧這過去二十年，職場事工、職場神學這個領域有哪些進展？
廖：現在更多人聽過職場事工。2019年世界職場論壇，普林斯頓大學Faith & Work Initiative的David W. Miller在開場時說：「我們必須從從”wow”到”how”」。職場事工的概念很好，很多人驚訝於為什麼以前沒有人想過？如果每個基督徒都能在職場做光做鹽，我們可以改變這個世界。這不是一個進化而是改革，教會的改革、社會的改革，乃至世界的改革。但更具體來說，怎麼做？我們需要花時間思考，如何在不同的國家、文化、種族和語言，完成這個使命。現代社會也可以用職業去分類人的族群，例如半導體或醫療體系，不同的工作領域就是一種族群，用的名詞、概念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都不一樣。
董：有一次在飛機上，旁邊坐了一位非洲人。開始時想說：跟非洲人應該沒有什麼共同的語言。後來發現，我們都是做神學教育的，在接下來的旅程上，我們聊的很開心。即便在不同地方，但當我們的領域類似時，很多的語言、話題和思維是可以互通的。
廖：Vocation is a new tribe and nation. （職業也是萬「族」萬「邦」。）
董：過去用文化、語言或種族來說區分人群。我們要去為基督得著哪些人群？今天在職場上，不同的職業和領域也是類似的概念。
廖：所以在思考「how」的時候，在洛桑中我們用聖經的四大主題：創造、墮落、救贖跟新創造，並且將人們分不同的行業，每個行業又分不同群組，讓他們彼此溝通討論。針對行業的文化和挑戰，來了解他們的世界觀。我們也運用社會生態模型（Social ecological model）所設計出的職場基督徒網絡的「5P」：個人、組織群體、產品或服務、地方和政策作為主題，分別討論：神要我個人做什麼？神要這個組織或這一群人做什麼？產品的目的是有？產品原材料從哪裡來？最後，行業裡有什麼不好的文化？要如何去救贖回來？把最壞，最不好的影響減到最低。
董：剛才提到用神學的四大主題，及社會生態系統來看每一個行業。首先是個人和組織的責任及呼召。其次，關心我們產出的服務或產品，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第四是地方，我們的工作實際影響到哪些地方？哪些人？最後是大環境的政策，有哪些是需要被更新的？
廖：舉例來說，神現在給我的呼召，是臨終護理院的執行長。如何克服自身不足的地方？如何更新自我？如果神要新創造時，我要達到什麼目標？其次，這個組織的目的，是照顧臨終病友，我和組織的使命是什麼？第三，每個產品或組織的任務，是否合神心意？如果不吻合，在哪一方面不吻合？救贖的部分是，我們怎麼對待客戶、病友或其家人？如何更好的照顧他們？也可以看到我們自己，例如：如何給員工比較好的待遇？在產品和服務上，我們要提供哪方面的產品和服務？例如：早期都是癌症病人，現在看到更多腎衰竭或呼吸道困難的。我們要想新的服務來看護他們。地方就是，如何去協調社區的醫院？如何對待供貨商？最後就是政策，新加坡這產業裡，有什麼需要改進的？要如何跟相關政府機構協調？以上這些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基督教世界觀。
董：職場事工是一個新的概念。當我們具體的去想如何活出來時，它又是很細緻的。每個行業很不一樣，不能把理念直接套用。從個人、組織、產品服務、觸碰到的人和地方及文化和政策結構。每一項，都可以從它一開始被創造的目的？出了什麼問題？哪些地方可以被救贖？它應該是什麼樣子，才能彰顯上帝對這個工作的心意？一方面，幫助我們整全的重新看待工作。另一方面也看到，每個領域都有特別的挑戰。
廖：這四大主題裡，其實任何的主題討論都可以把他放到其中一個格子裡面。
董：講到政策時，每個國家、每個地區有它獨特的政策。你們推動十幾、二十年之後，有沒有文獻或其他的東西，可提供給其他地區參考？
廖：暫時還沒有，因為這個想法在去年底才開始出來。我從2019年到2021年，讀完公共衛生碩士後，神給了奇妙的啟發：如何將碩士學到的理論，跟社會理論結合在神學思想、教會增長和轉型。
董：你分享的這些，對於聽到這集播客而且對此有負擔的職場基督徒，提供一個很好的框架去思考與實踐。
董：以上我們談論過去二十年的進展，那你認為今天是否有遭遇哪些瓶頸？
廖：第一個，在討論職場神學的時候，比較多討論一般白領的工作，很少討論藍領、勞動階級在職場碰到的挑戰。其次，常忽略無薪的工作，例如：在家裡教養小孩或是看護病重的長輩，這些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時、一週七天。從教會的角度要如何支持他們？如何讓他們知道，這也是神給你的服事？還有奴隸的議題，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統計，大概有四百萬的人口，是在現代奴隸制的工作環境下工作，七成都是年輕女性。教會很少碰觸這些社會的議題！整全的福音，不止口傳，而是用福音的教導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這些領域是一個很大的瓶頸，是教會沒有看見的地方。
董：談職場事工時，大部分是談商界或策略層面比較高階的領域，比較不會談日復一日、勞工性的工作。我們會用小故事來說每個工作都有意義，例如：當工人在砌石頭，看到的是一塊石頭，還是一間教堂。實質上，我們比較少更進一步探索，木工、賣麵或賣便當的，他們工作的意義是什麼？我也想進一不談，剛才提到全球約有四百萬人的工作是奴役的工作，什麼是奴役的工作？
廖：這些人一般是每週工作七天、沒有休假時間、住在環境比較惡劣的地方。很多時候他們是工作來還債，沒有真實的薪水。在洛桑也有成立專門的機構面對這些議題。
董：過去二十年，越來越看重職場事工和宣教。但容易忽略的是，工作不只有榮耀的一面，也有破碎的一面。你最近在教的一門課就是跟這個有關，請簡單分享這門課是什麼？
廖：從創世紀第三章，一般看到的是，因著與神的關係破損而墮落，但這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失去對自己的認識。其次，人與人、男與女的關係也墮落，本來應該是相輔相成，但卻變成主副關係。在伊甸園裡，人與地是協調的，墮落之後，人要流汗工作才可以得到食物。最後，地與地的和諧也破損，所以出現自然災害。所以人類的墮落，不單單影響人跟神的關係，也影響整個被造世界之間的和諧。耶穌的救贖，不單單救人，也救宇宙萬物。
董：人墮落帶來的影響是全面地，耶穌的拯救要恢復的也是全面地。過去我們的焦點，放在人與神關係的破裂跟恢復，當然這是一切的基礎。但比較少去探索，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贖的工作、三天後復活之後，又如何恢復我們跟自己的關係、我們跟他人、男女之間及我們跟土地的關係。
廖：另一個瓶頸是，對成功和失敗的定義。教會中的聖俗二元論衍伸出很多問題，導致我們針對不同的行業分割不同的階級，在這個階級中最神聖、上層是傳道人、牧師和在教會工作的，其次是醫生、護士、老師，再來就是一般的工作，最差的就是業務、律師、經商。但是跟我的學生探討時，世俗世界則是由物質驅動的階層，所以最上層是醫生、律師、教師、護士，美術和不賺錢的專業行業在下層，牧師和傳道人在更下面。
董：我在讀大學，跟父親提到想當牧師時，他曾勸：「兒子，你再想一想，當長老也可以服事。一邊工作、一邊在教會。不需拿那教會薪水，不用為五斗米折腰。」要去美國念神學時，我父親在教會遇到一個人，他說：「董長老，把兒子培養到大學畢業，去讀神學當傳道人，蠻佩服你們家的犧牲奉獻，真的不容易。」我父親說：「兒子能回應上帝的呼召，不是最美的事情嗎？」聽到他回答別人時，我心裡蠻感動，他以不一樣的眼光看事情。
董：的確，在華人教會當中，有聖俗兩套不同的標準，來區分職業高低。一套是宗教的標準，另外一套是以錢賺和社會地位為標準。這兩套標準有時是顛倒的，但同時存在我們的信仰當中，面對這樣的情況該怎麼辦？我們在談職場事工時，是要大家都要成為律師、醫生才是成功的見證嗎？不能做社會大眾，比較看不起的行業嗎？
廖：聖經從沒有以成功或失敗的角度，去看個人的工作。聖經中只問：你是否忠心你的工作？如果神呼召你去當牧師、傳道人、律師或賣小吃，就盡量去做，把它做好，在你的領域做光做鹽。就像保羅，大部分的時間不是在傳道，而且織帳篷。透過織帳篷的生活，看到他的見證。如果講的跟活的不一樣，就失去了見證。另一方面，我們不可變成超級英雄，要認清自己身上的刺、自己的軟弱。保羅知道自己的問題所在，但還是非常忠心和信實的僕人。
董：當我們忠心於上帝時，不是應該多結果子嗎？我們看的跟上帝看的果子可能不一樣，我們看重的可能是升遷、薪水和事工的果效。那些被呼召而且忠心的牧師，最後在牧養上覺得自己很失敗，或是被呼召從商，但遇到很多挫折和挑戰。忠心沒有果效有價值嗎？你會怎麼回應？
廖：我會以兩個聖經人物回應：耶利米及何西阿。耶利米在整個過程，都是被逼迫的，傳講的預言沒有人聽，最後還被自己的皇帝欺壓。何西阿是年輕的牧師，娶妓女為妻，婚後配偶還是繼續從事娼妓工作。以教會的角度，會把這牧師辭退，但神要他們繼續為祂做見證。所以我們必須從神的角度看果子，果子的定義是人的成功？還是生命中親近神？
董：之前聊天時提到，職場神學有兩種不同思考模式：應許之地和流散被擄。請解釋這兩種思考模式的差別。
廖：差別在於心態：傲慢還是謙卑。有些神學家用七座山，比喻應許之地，要克服七座山、建立神的國、推行神的政策等，一種基督王國的思維。但在歷史中，在世上的基督王國有時是很腐敗的。以流散被擄的角度看職場神學，其本身光和鹽都不需要太多，但效益卻是很廣泛。不需要有基督教的政府，例如：在美國，很多基督徒想要建立符合基督徒價值的法律與制度，好像這樣社會就會更好。但放眼全世界，基督徒在各個社會中是少數族群，從少數族群的角度，要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和價值觀，就必須從流散被擄的角度出發。如同當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時，耶利米先知鼓勵他們，要在當地居住、建造房子、生養眾多，而且要成為當地的祝福。最好的流放典範是，但以理和他的三個同伴，被外來勢力侵略後，在外來勢力的政府裡當官。以色列人如何看待但以理他們？但是，他們反而在其中活出神的見證，使當時的皇帝要敬拜但以理的神。
董：今天的最後，我們也想來談論，職場事工不只是為了職場本身，也是為了當很多地區越來越難以傳統的宣教或牧師的身份進入時，我們如何有創意的去接觸沒有聽過福音的群體？
廖：在洛桑運動時，葛培理牧師提到：「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當時的構思是，辭去現在的工作「去」到陌生的地方傳福音。但是在馬太福音裡是“as you go”，跟著你的工作、你的生命，去到不同地方都可以去宣講神的福音。華人是很喜歡經商的民族，而且在世界都可以生根，所以華人如果能藉助我們原本就擅長的行業，就可以把福音帶到不同的國家。
董：華人的基督徒其實即便不是為了福音的緣故，早已就分散在世界各地。而在馬太福音裡原文的分析，「go」（去）是一個分詞，更好的翻譯是「as you go」，不論去哪裡，凡所到之處就把福音帶過去，並在當地帶領人做門徒。所以我們看到職場的弟兄姊妹，也非常有分於普世的宣教運動。
廖：可以用基督徒的五重身分構思，第一，我們是神的兒女。但很多基督徒感覺自己只是普通人，而不是神的兒女，在構思裡面已失去自我。另外還有是先知、祭司、君王，最後是使者，所以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身分與責任，把神國度的文化價值帶到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