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門徒 Podcast

董：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用「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來描述當代社會。他認爲過去的社會是固態的，講求對固定資本的控制，要建立一套穩固的社會秩序來提高生產效能。然而鮑曼觀察並認爲隨著科技發展，現今社會已從固態轉爲液態現代性，液態的流動取代了固態的秩序，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也不斷面對建構自我的壓力。面對這樣的處境，今天華人教會又該如何回應挑戰呢？今天我們將和Alpha的總幹事Patricia姐妹聊聊疫情和數位課題帶給當代教會的挑戰，以及教會可以如何回應。Pat妳好，請妳簡單地介紹自己。

劉：我在香港出生長大，15嵗到英國念書，畢業後才回港工作。童年生活雖簡單但非常快樂，但當我升上中學時一切都變了。我在中學最好的朋友是全班第一名，她非常好勝，而我受了她影響也變得爭强好勝。忽然，我由一個快樂無憂的女孩變成一個勤奮好學的學生。回想童年，我自覺十分普通，根本沒人會留意，但當我的成績開始進步時，別人也開始留意和讚賞我。我的自信隨著別人的讚賞而被建立，也開始相信生命就像一塊計分板，而我的價值是建立在別人給我的分數之上。那時的我就像是完全為別人而活，沒有了自己卻毫不察覺。

董：妳後來是怎樣認識耶穌的？

劉：大概15年前，朋友邀請我參加Alpha啟發課程。在Alpha當中，人們的熱情款待讓我覺得很溫暖、輕鬆、自在，給我空間發問和坦誠分享、自由探索信仰、輕鬆做自己。最重要的是，我在那裡遇見耶穌，經歷聖靈的更新。就是這樣，我開始與神建立個人關係。

董：我第一次接受Alpha訓練時感到驚訝，因爲「帶領的人不要講太多話」對於一個讀神學院受裝備做傳道的人來説有時很困難，因爲我們好像總是要告訴別人真理，但Alpha好像非常刻意營造一個讓人有空間分享自己的環境。這空間讓人心敞開，更容易接受耶穌，就像在資訊充滿時突然有一個開口。妳是在信主後立刻就投入Alpha的事奉嗎？在職場時妳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劉：對信仰逐漸認真時，我開始發現自己的工作和信仰是完全分開的。那時我在投資銀行工作，可是在工作中找不到價值，只有星期日在教會事奉時才找到意義。當時我認為要做神的工作就必須全職事奉，於是開始尋找神給我的呼召，甚至預備好辭職。我開始透過不同方面的事奉、與人交談以及閱讀書籍更深入探索，神卻給了我新思維和心態——我發覺其實在職場也能傳福音，職業也能成為我們的敬拜，而神也呼召我們成為職場的牧者，在職場事奉，所以在投資銀行工作也能全職事奉！

可是，我該怎樣開始？我承認，想起要跟同事傳福音就非常害怕。我決定由禱告開始，就是先與上帝說關於我同事的事，再跟同事說關於上帝的事。我開始每天逐一為同事提名禱告，神就從我踏出的一小步開始動工。祂帶領我認識公司的基督徒，我們大家都抱著同一個心態——如果若不能帶同事到教會，就要帶教會到同事當中。有一天，一位同事問我想不想一起在職場舉辦Alpha。我想，這是一個讓同事們認識耶穌的好機會！之後，我們每年都在職場舉辦Alpha。透過Alpha，我見證同事決志信主、勇敢地在職場活出信仰、組織團契來互相支持鼓勵。 我非常感恩，可以與一群為上帝火熱的弟兄姊妹同行，體驗神在職場奇妙的工作。

就是這樣，神連結了我們一群職場的人，來自不同的公司，屬於不同的教會，唯一的共通點是盼望看見神轉化職場。起初，我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但我們相信上帝每一個大能的工作都从禱告開始，於是我們就合一禱告。我們開始了一個叫SPARK的職場宣教運動，希望激勵和釋放每一個基督徒，將神的國帶到職場中。SPARK運動从2016年開始，通過3次的「SPARK啟發職場特會」，招聚全港過千個職場信徒和牧者，一齊領受異象及探討轉化職場的策略。有不少職場Alpha就此誕生，遍布全港很多地區、行業，同時也組織了地區SPARK群組，他們定期團契、禱告。現在，來自全港18區50個行業的職場信徒都已進入了SPARK群組當中。我有機會見證神在職場中大能的工作，感到非常不可思議。

董：做投資銀行的人給我的印象都是很有野心、很能幹的，但妳卻像是單純的小女生，把所擁有的獻給上帝，真的很令人感動。最初妳在尋問神是否要全職事奉時，神讓妳看到職場也是可以傳福音和牧養的地方，後來又是為什麼選擇辭去銀行的工作，而加入Alpha團隊，甚至在做Alpha香港的執行長？

劉：我在投資銀行工作了十多年，感恩神祝福我的工作。我有很好的團隊，對工作瞭如指掌，所以整體來說工作也算是很順利、很開心。但有时候我也會問神，是不是未來的五年、十年也在投資銀行繼續工作呢？這是不是他給我的呼召呢？直到兩年前，Alpha邀請我加入他們的團隊做福音的工作。當我為這事禱告時，神讓我感到意外地興奮，也給我一個新的角度去重新看傳福音這件事。在禱告中我感受到，神賜給我們每個人各種禮物，比如金錢、時間、才能，而我們經常想如何作好管家，作金錢的好管家、作時間的好管家、作才能的好管家。可是，上帝賜給我們最重要的禮物其實是福音。那麼，我們是福音的好管家嗎？既然神給我機會加入Alpha這個福音機構，我願不願意放下舒適的工作，委身做福音事工呢？自從開始在Alpha的工作，我真的從未感受到這麼有活力，感謝神給我這個機會。能夠活在神的召命和旨意當中，真的是一種極大的喜樂。

董：以前我在美國做Alpha課程的時候真的很開心，我們都會一起用餐，餐桌上交流，吃完飯就看影片，然後就分享想法。但過去這兩年半全球都陷在疫情衝擊下，就算我們想要吃飯也只能在Zoom上面各自吃。疫情之下很多東西都變成線上模式時，福音工作如何被影響呢？

劉：這段時間疫情讓很多人被迫走進網路世界，在線上工作，在線上上課。疫情也讓基督徒無法去實體教會，要走出教會，走入網上世界。同樣地，疫情也讓我們不得不把Alpha轉為線上，卻也讓我們發現其實線上Alpha也非常有效，讓我們更容易接觸到一些原本不可以或者不願意去教會的朋友；例如患病在醫院、在海外、要留在家照顧家人的朋友們。網上平臺打破了很多的限制，我們見證到神為線上Alpha帶來很多美好見證。所以我相信這不是基督徒後退的時候，而是前進的時候。回顧500年前，聖經因印刷技術的發展而可以被大量印製，也加速了當時福音的傳播，成就了當時的宗教改革運動。今時今日，疫情帶來數字化革命（digital revolution）， 我們都見證了神如何祝福線上平臺。 我個人覺得很興奮，這或許是福音傳播加速的時候，好像神已經親自將禾場準備好，這就是收割的最佳時候，我們有沒有好好把握這個關鍵時刻？願不願意參與這時代的福音工作?

董：有關線上形式打破空間、時間等等的限制，在Alpha當中有沒有發生什麼故事，可以讓我們看到在線上傳福音到底是怎樣的畫面？

劉：有一位朋友叫Alan， 他因腦膜炎昏迷了幾個月後醒過來，身體卻動不了，除了手指和眼睛能活動，四肢完全失去知覺。他的朋友Rebecca第一次到醫院探訪他時，他顯得很絕望、傷心，因爲他難以接受自己才48歲便遭遇如此不幸之事。當醫生說他以後沒辦法再走路，他就不想活下去。 Rebecca覺得只有上帝才能幫到他，於是邀請他用手機參加線上Alpha。Alpha進行到第三、四週，他決志接受耶穌基督。在「上帝今天還會醫治人」的一節課裏，他第一次奇妙地能夠扶住站起來，之後更能奇妙地開始走路。上帝透過線上Alpha打破了醫院的四面牆去醫治他，不單醫治他的心，還醫治了他的身體。 雖然很多教會的門因疫情關上，但福音從未停止接觸那些有需要的人。

董：基督徒傳福音的焦點很重要——到底我們相信的是我們自己的大能，還是福音的大能？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自己的能力，比如過去需要透過吃飯才能建立關係、要實體按手禱告才有溫度（不是説這些不重要，若有機會我還是比較喜歡實體），然而即便只能透過線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上帝的作爲並不受限制。無論環境如何，我們真正的盼望不是自己能做什麽，而是神的能力能超越各樣限制來完成祂的事，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有信心去回應。妳認爲眾教會如何應變數位化革命？

劉：疫情讓大家的心態開始轉變，由吸引人到教會變成將福音帶到街上、家裡、社區。很多基督徒都熟悉植堂，但新約聖經其實沒有用過這個詞語。 「植堂」這詞語第一次出現是公元二世紀，早期教會的重點是在於「傳福音」（plant gospel）而不是「植堂」（plant church）。當時的概念是：如果有人傳福音，教會就會自然誕生。新的教會永遠是在社區傳福音的果實。以前植堂是為了擴大普世教會（universal church），但現在植堂卻主要為了擴大本地教會（local church）。這就可能會造成基督肢體內的競爭，好像就是要看誰能吸引更多人進入自己的教會。如今卻是化整為零的時候，從教會走到街頭的時候，就是讓福音走出教會的四面牆。這應該會產生更多小型基督教團體－ 例如微型教會、家庭小組、職場團契等。世界慢慢從疫情中恢復生機時，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我們對教會的認識已經改變。我們正在見證新時代的來臨，而我們怎樣面對這新時代的挑戰和機遇，將會影響教會在未來的發展。

董：妳的分享提醒了我們，到底我們傳福音是爲了上帝的國嗎？是爲了普世教會的發展嗎？還是爲了自己的事業、組織的發展？剛才妳提到微型教會，這個概念現在引起越來越多的討論，比如臺灣福音協進會的前執行長夏忠堅牧師好幾年前已開始提微型教會，説到大型教會是過去的趨勢，但現在我們也可能需要看到另一個趨勢，就是微型教會。兩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教會的多元發展，在不同處境中都能持續地plant gospel。關於微型教會，妳觀察到什麽趨勢？

劉：大型教會（mega church）的潮流在X世代達到頂峰。雖然大型教會現在還能吸引某些年輕人，但是對於00後來說，大型教會缺少吸引力。在一份關於歐洲教會未來的文章中，問受訪者希望從自己教會得到什麽。結果大部分受訪者表示想要本土化的教會，意思就是教會是本地的、教會領袖能代表本地社區的多樣性、教會也能深入本地社區的文化。00後比較重視親切的、溫馨的體驗，反而不太追求大型教會。

雖然如此，大型教會將會繼續存在。同時，也會開始出現更多的小型教會。大家都知道，小型教會增長的速度比較快，所以能接觸更多非信徒，我們也需要更多教會去照顧那些已經得救的人。福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一項研究發現，如果一所教會運作了超過十年，每85個成員才有一個新人。運作了四至七年的教會，每七個成員就有一個新人，而少於三年的教會，平均每三個成員中，就有一個新人。從這些數據中我们可以發現：小型教會能接觸非信徒的機會比大型教會更多。小型教會如果在社區組成一個聯網，會讓新的小型教會更快地開展，而新信徒亦會倍增，繼而產生更多小型教會的聯網。

董：這某程度上恢復了大公教會的傳統和觀念，無論是巨型堂會或微型堂會都是同一個教會，只是個別有不同的表達和做法。我們發現在疫情衝擊下還能維持的大型堂會大部分是因爲有很強的小組網絡（small group network），因此並非大型就一定能面對衝擊，而是大型教會底下有很多小組網絡。我們因此看到教會的生命力不在於組織的規模，而是真實的關係。若是巨型教會，即便人數衆多但每個主日只需要一位牧者講道，但若有很多微型教會，你認為會有足夠的牧職、領導同工嗎？

劉：是的，由於資源有限，我相信全職受薪的牧者將會越來越少。而身兼多重身份的教牧則會越來越多，雙職牧者的數目會增加。隨著福音由教會逐漸走到街上，越來越多牧者和教會領袖也會變為非全職受薪，他們另有全職工作。未來會有更多牧者踏入職場，同時也會有更多職場的弟兄姊妹在工作之餘加入牧者行列。「雙職牧者」這概念，代表教會傳福音和接觸社區的方法也開始改變，雙職牧者能幫助教牧在社區建立關係，增加信任，使新朋友更容易開放自己。

董：我在美國牧會時有一位牧師在徵得教會的同意下固定到星巴克上班，目的是希望能走入社區、走入一般人的生活中。他把在星巴克領的工資奉獻給教會作爲宣教基金。他也常常分享在工作場域的體會。雙職不一定適用於每一位牧者，但我覺得這樣的認識是牧者所需要的。即使全職事奉之前曾在職場上班的牧者，時間久了也會忘了一般弟兄姐妹的生活是什麽樣子。現在時代變化很大，比如英國有大批移民。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教新）的前總幹事胡志偉牧師的一篇文章，鼓勵那些到了英國暫時找不到教會受薪牧職的傳道人，在清楚自己的呼召之下若有需要也勇敢去找一份糊口的工作，這不代表放棄牧養的呼召，而是在職場上繼續牧養。疫情和數位的衝擊打破了我們對教會和牧者的傳統觀念，這些更新都讓我們回到神如何看牧養、植堂、傳福音。傳統觀念裏，人們也總是以人數增長去衡量教會是否成功。隨著現在微型教會的發展，你認為「成功」的指標會有改變嗎？

劉：疫情刺激我們反思教會的本質，究竟我們透過指標在量度的是什麼。我們留意現在的趨勢是，教會不止用人數增長作成功的指標，也開始看重其他方面的發展，例如，追求信徒在基督裏的成長，目標是每個人在基督裏成熟。

董：妳認為微型教會對普世教會的發展帶來什麽衝擊或作用？

劉：植堂是教會倍增的關鍵。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曾經說積極持續地植堂是最重要的策略，讓一個城市的信徒人數上升，還有現有教會不斷的更新。任何其他行動，包括外展活動、機構事工，或者增長為巨型教會，這些對比廣泛地植堂都不能有同一種持續的影響。植堂讓更多信徒有機會領導和事奉，幫助基督肢體內的恩賜發展，又能擴大教會的範圍，也能鼓勵一個城市裡的各樣事奉和服務。

董：香港Alpha發展了一系列新做法，特別爲了接觸年輕世代。全球華人教會似乎都在面對年輕人流失，妳認為教會怎麼回應這樣的現象？

劉：為了增加對新生代的了解，巴納研究團隊（Barna Research） 聯同Alpha開展了一項研究，這研究有3 項結果值得我們反思：第一、接近一半 (47%) 的新生代基督徒認為分享自己的信仰是錯誤的，而且這個比例比非信徒還要高；第二、60% 的新生代基督徒認為，比起過去，今天如果他們分享自己的信仰，別人會更容易感到被冒犯。然而第三項結果卻顯示94% 的新生代基督徒認為讓人認識耶穌是一件非常美好的的事。

從研究結果看到，青少年其實很想讓人認識耶穌，問題在於用什麼方法才合適。如果你直接告訴新生代他們是罪人，需要一位救主，那肯定會冒犯他們。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告訴他們關於耶穌的事呢？

我們值得關注幾個要點：

1. 相比年長一輩，新生代更重視親切的款待。為他們騰出空間，歡迎他們進入你的生活中，這是年輕人定義為慷慨大方的行為。

2. 在資訊氾濫的社會中，聆聽從未如此珍貴。每個人都渴望表達，希望有人願意聆聽。但有誰在聽呢？只有那些願意聆聽的人，才能更好地與人交流。

3. 新生代經常感到空虛和被拒絕。許多人透過活動或者興趣，例如健身、動漫去尋找歸屬感。但這些都不足以滿足他們的需要，因為我們都是按照上帝形象創造的人，有很多層次，需要一個願意包容和接納的的社區。

所以，當教會親切款待、聆聽、相信聖靈的帶領， 歡迎新生代進入他們的生活中，他們便會對福音更加開放。根據 Barna 研究，82%非信徒完成 Alpha 後會將他們的生命與耶穌連結起來，我相信以上都是重要因素。

董：Barna的研究結果所點出的弔詭（年輕基督徒既認為與別人分享信仰是冒犯，又希望別人能認識耶穌）其實並非無解，重點在於方法。相比過去，年輕人也許比較能夠接受雙向對話式的傳福音方式。因此，創造被款待的環境真的很重要，不單是有美食，而是能讓人彼此敞開生命，聆聽就是款待很重要的展現。此外，無論是年輕人還是長輩，我們也需要看見他們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有説實話並且被接納的渴望。傳福音不僅是知性的行動，而是生命的實踐，使人的心被感動。我們之所以有勇氣敞開自己去聆聽或去接納別人，很常都需要自己先被神感動。

董：從妳接觸全球不同教會的經驗中，是否有看到教會發展的趨勢或模式？

劉：在過去一段時間，世界各地基督徒的分佈出現了巨大變化，顯示出福音的大能超越語言和文化。 1900年，82%的基督徒都在西方。今天，有67% 的基督徒在西方以外。今天的基督徒不完全是白人，而是包括多種族的人。人口結構和基督徒集中的地理環境，都影響了基督教信仰。當教會全球化的時候，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傳統的「連鎖模式」，以前很多人覺得，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複製同樣的教會模式，但現在很多人越來越意識到這種模式可能並不適用於所有地方。在許多情況下，複製或「連鎖」的教會模式並不是最有效，我們開始意識到教會需要因地制宜。我相信一個因地制宜的教會，在傳遞核心福音信息的同時，也能夠更有效地接觸到特定的文化和羣體。

董：早期很多宣教士來華建立了教會後，可能都把西方處境中他們所熟悉的運作方式帶過來，可是這產生許多文化衝擊。這方面有很多討論空間，一個模式的形成肯定因爲它有一些優點及有價值之處，也不是要全然抛棄。但就如一粒種子，不一定適合生長在所有環境，或結的果子味道在不同地方會有所不同。福音雖然一樣，但被種在不同地方也會有不同果效。連鎖模式像是複製的模式，但妳提到的因地制宜地方式就比較像種子的角度，福音在不同的地方結出的果子其實和當地環境息息相關。妳怎麽看呢？

劉：我覺得這個例子很好。如果我們嘗試用熱帶雨林的農業方法在沙漠種農作物，這並不適用於沙漠。熱帶雨林的種植方法不適合複製在沙漠，若要這樣做便會需要耗費大量資源了。我認爲這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我們要在一個地方種植農作物，就需要瞭解當地的歷史，前人如何在這地方種植，或者種植過什麽農作物，如果我們要繼續又需要作出什麽改變。你剛剛的例子非常好。

董：謝謝Pat今天的分享！